她大概是最懂芬兰教育的中国人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484 篇文章

题图：金穆兰老师和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玩游戏。

2018 年 4 月，我创立了芬兰教育学习和发展中心。这距离我递交辞呈不到两个月。对于一个年过四十，孩子们尚小的中年母亲来说，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况且我放弃的是令多少人艳羡的“金饭碗” — 芬兰坦佩雷市政府教育官员。我当时可以说是处于“撕扯”状态，一边是光鲜稳定、高福利假期多的公务员，一边是未知、奔波、极具挑战的创业者。我该何去何从？

在讲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之前，先说说最终让我拍板决定的两个“导火索”。

一个是 Elon Musk 马斯克。另一个是李一诺（意外吗？我也是有偶像的）。北京时间 2018 年 2 月 7 日，马斯克的“重型猎鹰”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而我当时正在纠结是去还是留。看到电视里激动的马斯克，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为自己的踌躇不决汗颜。我貌似平静地跟家人朋友评论这一影响世界的创举，内心却翻江倒海。他的胆识能量竟然可以大到如此地步，同样为人，我却在一份稳定工作与实现自己的梦想之间徘徊，我当时真是鄙视自己到了极点。

一诺是 2 月 24 日下午抵达芬兰的。尽管是第三次见，我却有些忐忑。之前的两次匆忙且短暂，说的都是教育生态。半天相处下来，就被她完全圈粉。她的平静从容和善解人意着实让我惊讶到。熟悉之后，她更是天马行空、插科打诨，那几天跟一诺一起毫无拘束的开怀大笑，是我久违的美好感觉。她做着改变世界的大事，却有着接地气的灵魂。近朱者赤，几天相处下来，她想改变中国教育生态的坚决态度和宏大梦想，让我特别想成为她的战友，跟她彼此支持、相互鼓励、并肩作战。

两个“导火索”的显性共同特征是无畏无惧，敢想敢做。Musk 访问芬兰时，我无缘接触，但有幸的是，一诺的芬兰之行，我全程陪同。因此我也有机会看到她的一些隐性特征（等 8 月份时候，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诺看芬兰教育，我看一诺”来具体说说我眼中的一诺）。而这些特征，我觉得非常可贵，希望我也能跟他们越来越相似相近，可以自由追逐梦想，自主改变世界。

2 月底递交辞呈，3 月底离职，4 月初正式开始了创业之路。回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我的人生里，最不缺的恐怕就是“一切归零，从头再来”的勇气和决心。

我 17 岁还没等拿到中专毕业证就去了深圳打工，20 岁以班上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成人大专，24 岁来芬兰求学。当时申请了芬兰的十所大学，获得四所录取通知书，借钱出国。28 岁获得环境管理学士，留校工作。30 岁成家，育有两女。35 岁，跟同事们为坦佩雷大学创立了中国教育研究交流中心。38 岁用芬兰语拿下环境政策硕士，同年末获得博士生学习资格。39 岁受邀成为芬兰坦佩雷市政府教育官员，为坦佩雷市政府创立了全球坦佩雷教育，负责坦佩雷大区跟中国的教育文化商务合作与交流，促进坦佩雷区域的地方经济发展。今年 42 岁，创立芬兰教育学习和发展中心。

在芬生活 18 年：我求学、就业、成家、育儿，从一个中专生到在读博士，从一个打工妹到市政府官员，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单身少女到拥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可以说芬兰教育让我重生。她将每一位住在这片国土上的人纳入旗下，最大限度地给予一个人成长所需的教育与养分。在这个国家，你能充分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一个也不能少”教育国策。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芬兰教育既然能让我找到自我，我相信它同样能帮中国的孩子、家长、教育者找到合适他们的成长路径。而且我自己知道，我必须得做这个事，且马上就做。

如果说用“单纯”来描述四十多岁的人不是个褒义词的话，那我就用思想“纯粹”二字吧。无论是马斯克，还是一诺，或是我自己（把自己跟他俩相提并论，总有点拔高自己的感觉，大家就姑且宽容一下我的虚荣心吧），我们都有相似的一点，一旦有了一个想法或目标，就要去实现它，哪怕是不眠不休，哪怕是艰难险阻，更或者是要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中国人在芬兰创立这样一个中心，有些自不量力。但回想我走过的路，从打工妹到教育官员，如果当初听从了那些（包括我父亲）认为我自不量力的人的话，又何来今天的我。大家觉得我的经历不可思议，我想我就是沾了思想“纯粹”的光，一旦确定我要做的事，就会心无旁鹭，朝着它不懈努力。

离职后，我跟坦佩雷市政府的关系从雇主雇员转变为合作伙伴。坦佩雷市教育局前局长 Pekka Kivekäs 先生，市国际处处长 Satu Vuorinen 女士（她也是一位勇敢传奇的人，请了两年学习假期，搁浅下市政府处长职务，去学习古老木建筑木家具的翻新技术）， 我的两位伯乐，尽管对我有万般不舍，对我的决定却衷心地支持，且坚信不移我会“成功” （将来是否成功我不知道，至少此刻成功圈粉我的两位前雇主）。他俩跟我约定，无论我什么时候博士毕业，无论我在哪儿开幼儿园，毕业典礼和开园典礼，他们都会到场祝贺，见证我的喜悦。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都有几个重要节点，这 18 年，因为芬兰教育，我三次重头再来。

第一次，我 2011 年跟坦佩雷大学的两位同事 Seppo Hölttä 教授和蔡瑜琢副教授，一起创立“中国教育研究交流中心”就是我的事业节点。那个节点奠定了我们三位在整个芬兰跟中国教育合作交流的历史上的先锋位置（我们仨一度被戏称为‘金三角’中‘角’念 jue，他俩是下端的两个角，决定基调愿景的战略思想家，我是那个尖儿，负责将俩教授的愿景变成现实的执行者 ）。从那一年开始，芬兰全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几乎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开始了跟中国不同程度多种角度的合作交流。芬兰国家政府更是将跟中国的教育合作列为国家战略计划之一。

2015 年，我受坦佩雷市政府邀请，做了一个相当于“芬兰文化教育中国推广大使”的政府官员角色，我欣然应允，上任就创立了“全球坦佩雷教育”。我的本科硕士，及在读博士都是在坦佩雷市。这样一个角色能帮助坦佩雷区域的经济增长，同时又能让中国同胞接触到芬兰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环境，而我自己更是能发挥所长，学以致用，一举三得。

2018 年 4 月创立芬兰教育学习与发展中心，致力于学习芬兰教育模式，推动中国教育创新。18 年前拖着行李箱，一心想来芬兰留学，毫无犹豫是因为单身。今年年初，虽然也曾因为有家有口犹豫过，但最后还是“丢了金饭碗挺身而出”，是因为想要为更多的中国家庭带来好的教育。

做推广的这几年里，我的确看到了一些成效，但也同时看到了很多大家看不到的问题。

最常见的是，很多来访者抱怨价格昂贵，收获却有限。这是由于中芬教育之间信息不对称，很多中国来访者没有找到权威的合作机构，大多数对接的是非专业从事者，或打着教育旗号却名不副实的机构。因此中国教育者获得的培训也大多是不系统的，不专业的，走马观花。翻译也是临时抓来的，无法传达芬兰老师的讲课精髓。

那芬兰学校或老师们就获利颇丰吗？其实也没有。在整个芬兰教育出口的利益链中，他们反而是获利最少的一环，真正赚取红利的是那些搞教育出口的公司、机构或个人。这确实是一个赚快钱的产业，有很多非专业从业者因为利益的关系，只想着打着“芬兰教育世界第一”的名义赚中国人的钱。我太担心这样搞下去，会把芬兰教育的名声搞坏，毕竟教育不能随便当作一个产品来卖。

对芬兰人来说，教育出口也是一个新兴产业，谁也没有经验。当世界各地的教育者们因为芬兰在 PISA 测试中的卓越表现而蜂拥而至，希望取经时，芬兰人自己一脸的懵。我 2011 年在坦佩雷大学第一次接受的付费培训团是中国教育部委托的项目。我去敲芬兰教授的门，希望请他去给中国来的老师们讲课，教授首先是拒绝和排斥的，他满脸不解地说教育怎么能拿来卖钱呢？芬兰社会又都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家，对于有些外国人的夸大其辞，吹嘘造势，弄虚作假，不讲诚信，芬兰人不是不懂，是明明了解，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因为没有这样一套质量监控机制。

中芬教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坦佩雷大学的蔡瑜琢副教授和我屡次跟芬兰教育部进谏，希望开始逐步建立完善这样一套教育出口质量监控机制，但都无果。一是因为人力资源不够，更重要的原因是芬兰文化里就没有质量监控这个概念。时隔多年，我也终于明白，芬兰对教师，对各行各业都是倚靠信任自觉的机制，又怎么会为了区区这个新兴教育出口行业而设立”监控“机制呢。

那以上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怎么解决？虽然芬兰政府无法设立“监控”机制，但我仍希望提供解决的方案，以确保中芬教育交流的质量，及呈现芬兰教育的真实面貌，让我们中国的教育来访者的需求能够得到最大化满足。这就是我要成立芬兰教育学习与发展中心的初衷：整合优质的芬兰教学资源，团结一批对教育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中芬两国教育都有着深刻理解的中芬教育者们），为慕名而来的想学习芬兰教育精髓的人们，量身定制最适合其需求的系统学习计划。

因为这个初衷我遇到了钱文丹，她要做基于芬兰教育模式的“课程研发和教师培训”，现在是我们中心这方面的负责人。80 后的她，3 年前是上海公立学校老师，在上海参加了一场中芬教育论坛，于是决定辞职来芬兰求学，现在她在芬兰最好的师范教育大学（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攻读教育学。她的经历是认识中芬教育差异的有趣窗口。

她曾跟大多数的中国教师一样，每天 7：30 上班，16：00 点下班后，还要给班级里的学困生补习，晚上再花两个小时备课。每天像一只陀螺，被安排好的教材、教学任务和评比，带着不停地旋转。虽然是国内师范大学硕士学历，入职后还是很不知道怎么教，虽然区里每周为新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听展示课，形式还是“一言堂”，所谓的专家坐在那里，对着几百个新教师不停讲。这种“以专家为中心”的在职培训，消耗着新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效果却不大。

带着青年教师的疲惫和困惑，2014 年 3 月她在上海参加了一场“中芬教育论坛”，那次论坛像给文丹输入了新的血液 — 芬兰教师不仅全方位去激发孩子的学习乐趣，更是用“少即是多”的悖论现象引起全球教育界的关注：花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成绩却世界名列；老师课堂教得少，学生却学得全面；没有考核和评比的推动，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却很高。这些悖论现象，在其他很多国家是违反常识的。我们总是强调多投入才能多产出，要有好的学习成绩，就得上更多课、写更多作业、参加更多考试和竞争。

芬兰却反其道而行，怎么做到的？

“我一定要来芬兰学习教育，求索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是啥样。”在芬兰这几年，文丹每天浸润在芬兰教育体系内，在大学与芬兰教育专家、师范生共同探讨芬兰教育理念，在芬兰全国各地参访过 20 多所学校，她上芬兰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课，积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经验。她在自己创办的公众号“芬兰吧”不停地写，让国人对芬兰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能有个系统认识：

如果说芬兰师范教育要培养具备教学领导力的教师，我想文丹从中国一线普通教师到今日芬兰教育专业人才的蜕变，就是对芬兰师范教育最好的印证。芬兰教师在言谈中透出的职业认同感、专业性和幸福感，学生表现出的对学习的兴趣及对学校生活的喜爱，吸引我们不断求索并试图研发出能够改善中国师生幸福感和全人发展的“良方”，这与一土教育领导力学院开展的教师培训，以及一土提倡的“全人发展”框架不谋而合。

理论学习、实证研究以及走访学校去深度观察芬兰教育，我们要从教育学专业性的角度，为大家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中心的核心理念。芬兰政府暂时无法出台教育出口质量监控机制，我们就要用专业的队伍，为大家提供高质量的，与需求高度吻合的研学课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激发参与者的深度思考，寻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之路。

说一千，道一万，您一定在问，我们怎么能见识到芬兰教育呢？我们跟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和一土教育一起，诚邀您十月来芬兰坦佩雷，参加我们精心为您打造的未来教育论坛。

这次论坛：

1. 是芬兰教育学习和发展中心联手坦佩雷市政府，立足于中芬两国教育现状，特别为中国来访者打造的教育周。

2. 坦佩雷市一次性开放 14 所幼儿园和学校，且只向中国参会者们开放参观名额。

3. 芬兰教育的著名专家，芬兰现象式教学（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第一人 Kirsti Lonka 教授将现场讲解芬兰现象式教学。

4. 论坛时间是2018年10月6日 — 13日。这一周，你还将接触来自全球的教育科技创新团队，站在趋势发展的最前沿，看 21 世纪的孩子们都用哪些酷炫科技来学习。 

如今，要进到芬兰的学校越来越难，全球四面八方的造访者快踏平了芬兰学校门槛。而这次，坦佩雷市特别为我们一次性开放 14 所幼儿园和学校，分七个不同主题，集中展现芬兰新课改的成果，别说前无先例，恐怕也是后无仿效。

知道大家求知若渴，所以我们充分利用时间，访校之后的两个下午，所有与会者聚集在一所小学里，大家跟着芬兰老师们一起做五个不同主题工作坊。两天时间内，让大家有机会深度接触 2 个访校主题加 5 个工作坊主题，扫描式铺开芬兰教育的细节。

我们特别安排这 14 所学校的园长和校长负责接待大家，陪同大家走访并承担翻译工作的，是我们这一群在芬兰教育里浸润多年的中国教育者，以及芬兰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

坦佩雷市政府，在我们中心确定下教育论坛周的日期后，也随后将这一周定为坦佩雷智慧城市周（Tampere Smart City Week）。在这一周里，坦佩雷将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具体详情请登陆论坛官网（https://feforum.org）。我要特别强调的活动之一是：国际科技年会，今年是第 22 届，应我们中心的要求，该论坛主办方 COSS，将教育科技列为今年的主打版块，由我们中心协办，这样的合作与举办形式在芬兰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该年会中，您将能一饱眼福，不仅仅是能跟科技大咖，譬如愤怒的小鸟创始人近距离接触，更是能触摸，尝试，体验芬兰在教育及各行各业的最酷炫科技。

最后，也就是 10 月 12 日，参会者与一诺一起商谈未来教育发展的大计，一起优化中国教育新生态，报名详细信息见今天文章二条。

10 月还远？那就 5 月 29 日在北京见。当天我们会举办一个主题为“一土中芬之夜”的活动，邀请了芬兰驻华大使馆科学与教育参赞 Mika Tirronen，中芬两国的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教育空间设计者，与我们共聚一堂，在中芬对话与交流中，共同探讨好教育的本质。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来和我们分享她的教育故事。

想来现场的朋友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报名，来不了的朋友也可以扫描下图中二维码看直播。欢迎你与我们共度这个美好的中芬教育之夜。

另外，我们 7 月 8 月的两期夏令营还有空位，29 日也可以现场解答大家的疑问，详细信息可以看文章《》。

彩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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