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农历2014年9月5日)，香港占中事件，李嘉诚失误，北京对香港立场大变。

历史在变，200年的西方民主，已经百孔千疮，美国却妄想继续指挥世界。中国则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成长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历史前沿，该考虑为发奋自强的中国做点什么。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不认同自己的民族，难道要做西方的马前卒吗?四十年前香港大学生‘关社认祖’、‘誓死保卫钓鱼台’，但现在保卫的是自己的选举权，变化太大了，像中了蛊，小心别犯下弥天大错。”霍韬晦写道。

香港社会的政治化比较严重，反对派政党有点像台湾绿营，什么政策都反对，而且一反就把问题扯到内地身上。

澳门人乐天知命，心怀感激，香港却显得有点叛逆，有点抗拒。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必须符合香港实际，必须遵循‘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依法妥善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

全面正确贯彻落实”，而香港却是“必须遵循”。也就是说，香港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方面，还有待加强。

这是“占中”清场之后，习总首次对香港表态。

实际上整个“占中”就是一场挑战基本法、挑战“一国两制”的违法行动。

中央通过基本法已经规定，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地方，无权自行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也无权确定政治制度的修改问题，而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中央，这是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决定的，是香港在中国宪政体制下的法律地位所决定。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一些人片面强调“两制”，却忽略甚至抵制“一国”，才会导致今天的局面。反对派所说的“公民提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选领导人时有用到类似的方法，而这些国家几乎都是“穷、乱、差”的代名词。明眼人稍微研究下就会知道，“提名委员会”比“公民提名”靠谱十倍，但是香港社会未必这么看。

香港这两年表现出这样一种偏见——对内地的安排需保持警惕。

如果香港人跟澳门人一样，对基本法、“一国两制”心存更加正面的看法，反对派这种无厘头的捣乱就失去了土壤。习总在澳门的讲话，说中了香港问题的核心。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基本法的缺乏了解，对内地、中央和共产党的偏见，是深层的心魔所在。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强调香港必须服从中央权威，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言论，现场抗议的议员则直接就给架出去了。这种风格是“占中”之前从未出现过的。

梁最终放弃了表面上的摇摆，选择了完全站到中央这一边。港府的处理方式，从最开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场，到现在的 秋后算账，拘捕占中领袖。这一系列动作都显然都是“每天汇报”之后，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渐开始硬气起来了。

占中结束之后没多久，李嘉诚就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显然，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希望居中调停，说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选问题上让步，避免“占中”运动的爆发。

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社会上有了对香港现状的怨气的积累，才可能有西方敌对势力来挑拨离间产生效果。

中国政府因为“一国两制”的承诺，也没有过多干预香港政务——因为西方国家老是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来攻击中国，而中国也有很多人也对此缺乏自信。

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是大富豪们拿走了。底层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财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加严重。

李嘉诚在回归两年后就成为华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却不足十五平米，此外还有十多万人住在不足两个平方米的笼屋里面，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现今香港现状的真实写照。

香港的问题，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导致政府缺乏权威和执行力，无法大规模的配置公共资源，推动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资本肆意扩张。

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

占中结束以后，李嘉诚收拾家当准备走人，梁振英态度强硬发表施政声明，批评大学反对派刊物，对“占中”领袖秋后算账。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李嘉诚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来，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业在香港的未来。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

香港明天会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会更好了。